秉承商務百年傳統    傳播中華優秀文化

始終不變的文化擔當 —— 寫在商務印書館一百二十歲生日之時

時間:2017-02-14 15:35:58 點擊: 【字體: 收藏

       新聞來源:轉載自商務印書館官網    作者:于殿利     時間:2017-2-14       

       

 

        2017年2月11日,我們迎來了120歲的生日。120年前,我們從上海走來,我們成為中國現代出版事業的開啟者,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早期推動者。這都源自夏瑞芳和張元濟們懷揣著教育救國的理想和抱負,抱持“昌明教育 開啟民智”的使命,以世界的眼光,以現代學術和現代文化的方法,從教育和人的現代化入手,把中華民族拉入人類現代文明的主航道。這一時期的我們不僅出版以漢字書寫的中國文化圖書,如《馬氏文通》《新字典》和《辭源》等,還在中國率先出版外文圖書,如《華英初階》等;我們不僅翻譯出版如《天演論》之類的外國先進的思想學術名著,還翻譯出版影響社會風化的現代小說如《茶花女遺事》等;我們不僅出書,還辦報刊,1904年創刊的《東方雜志》、1909年創刊的《教育雜志》、1910年創刊的《小說月報》、1911年創刊的《少年》以及1915年創刊的《婦女》雜志等與后來創刊出版的一百余種雜志成為商務出版史上的重要篇章;我們不僅編寫、出版《最新國文教科書》等新式教科書,還辦有各類學校;我們不僅做出版,還做文化,做實業,商務發明的第一臺中文打字機榮獲萬國博覽會大獎。我們這些開創性的事業,為中國培養和造就了后來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脊梁的一代代文化新人。

 

于殿利總經理在“慶祝商務印書館創立120年”生日會上致辭

 

20世紀三十年代初的商務印書館上海總館

 

  90至100年前,我們經歷了黃金時代,被譽為中國文化大本營或文化高地。文人志士,會聚于此;科技賢才,紛至沓來。我們的經營規模和業績不僅在亞洲首屈一指,而且躋身世界前三甲;我們建成了亞洲第一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創建了中國第一家電影制片廠;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專科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出版《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醫學大辭典》等;開始編印《四部叢刊》和《萬有文庫》等;出版李大釗《史學要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趙元任譯《愛麗絲漫游奇境記》、魯迅《阿Q正傳》英譯本和亞當·斯密《國富論》等流傳后世的佳作。此外,我們還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英國哲學家羅素和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等到中國講學,成就了一個個中外學術與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所有這一切奠定了商務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難以匹敵的突出地位。

 

被譽為“東方第一圖書館”的東方圖書館

 

  80余年前,我們成為國難的受害者,同時也成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勇者。我們在遭受了第一次浩劫,即日本法西斯的第一次摧毀后,并沒有屈服,災難更激發了我們的文化報國之志。日軍制造的“一·二八”慘案當年,我們開始出版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第一套大學教材“大學叢書”,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四部叢刊》三編、《辭源續編》、“中國文化史叢書”、《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和“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等。就是在這一時期,我們繼續對自己提出了日出一書的要求;就是在這一時期,1936年,我們在全國的市場占有率仍然保持52%的壟斷地位。“一·二八”事變后,時任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主編的胡愈之編發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章;1933年年初,《東方雜志》刊發“新年的夢想”特輯,發表了一百多位名人撰寫的關于中國和個人生活的夢的文章,夢想一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

  70余年前,我們成為了顛沛流離的文化堅守者。1937年,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和上海淪陷,我們再遭日本法西斯重創,總管理處先遷長沙后移重慶,其間主要出版工作曾轉至香港辦事處。大災之下,必圖大志。商務立即發出啟事,重申學術報國之志,在戰爭災難困難重重的條件下仍然砥礪前行,不僅應戰時之需出版了“抗戰小叢書”“戰時常識叢書”“戰時經濟叢書”和《戰時手冊》等圖書,還出版了張元濟的《中華民族的人格》、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稿》、錢穆《國史大綱》、金岳霖《論道》、王力的《中國文法學初探》《辭源》正續編合訂本、《馬可波羅行紀》、但丁《神曲·地獄》、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還在香港出版了《萬有文庫》簡編一二集等。商務人用自己的文化堅守向世人證明,國破不僅山河在,與山河同在的,還有文化,還有精神。

  60余年前,我們來到了北京,成為新中國新文化的重要建設者。我們把東方圖書館的藏書全部捐獻給了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出版了《縮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而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盧梭《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等外國學術名著則成規模出版。出版《英華大辭典》《俄漢大辭典》和德漢、法漢以及張道真《實用英語語法》和薄冰、趙德鑫《英語語法手冊》等多種外語辭書和工具書。堪稱重中之重的是承載深厚大國文化、擔當新中國國民教育和推廣普通話與現代漢語規范化重任的《新華字典》新一版的出版和印出《現代漢語詞典》試用本送審稿。

  50余年前,我們成為了不幸年代的萬幸者,成為那個特殊年代文化沙漠中少有的一片綠洲。以“東方紅出版社”名義出版俄文版和英漢對照本《毛主席語錄》。全體干部到湖北咸寧參加“文化部五七干校”。1971年,受重修承載大國文化的《新華字典》的使命召喚,我們返回北京遷入了王府井大街36號,出版了《新華字典》(1971年修訂版);與全國14家出版社聯合翻譯出版國別史;與全國17家出版社聯合出版國別地理;出版摩爾根《古代社會》、阿庇安《羅馬史》、霍爾巴赫《袖珍神學》和羅素《西方哲學史》等。

  40余年前,我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成為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踐行者,結集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不僅成為改革開放的最重要成果,還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正式出版《現代漢語詞典》,出版《辭源》第二版,出版《古漢語常用字字典》,出版《新華詞典》《漢英詞典》,創刊《英語世界》,出版《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俄漢便攜大辭典》,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世界名人傳記叢書”,“商務印書館文庫”,還出版“日本叢書”“美國叢書”“莎士比亞注釋叢書”“中國自然地理知識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等。創建第一個中外合資的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的商務印書館外景

 

  約10年前,我們站在了信息時代、文化時代和轉企改制市場化時代的門檻前,我們必須回答新時代給我們提出的新課題。為此,我們實施了以紙電同步為標志的全媒體出版戰略,開始了以內容創新為驅動的產品結構調整,開始了跨地區、跨行業、跨媒體、跨所有制和跨國的“五跨”經營,實施編印發一體化管理、版權一體化經營、財務一體化管理,實施科學化、精細化、標準化的經營管理戰略,強化了文化就是生產力、向文化要效益的企業文化新理念。繼承“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的使命,明確了“服務教育引領學術擔當文化激動潮流”的企業宗旨,明確了“品質、責任、創新、合作”的核心價值觀,以及“在商言商,文化當先;創意無疆,品牌至上”的核心經營理念。我們接續出版了《新華字典》(第11版)、《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第7版)、《辭源》(第3版)及“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達700種,出版了彰顯中國現當代學術成果的“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200種)、“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出版了“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和“自然文庫”等,出版了填補國內設計學術空白的《中國設計全集》(20卷)、《中國當代設計全集》(20卷),出版了《全球華語詞典》《全球華語大辭典》《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和《當代外國文學紀事》(10卷)等,還出版了具有重大文化傳承價值的《錢鐘書手稿集》(72卷)和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原大復制工程等等。

 

2月10日 慶祝商務印書館創立120年生日會溫馨舉行

 

  今天,我們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時間節點上,開始新的旅程。我們必須牢記,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留有先輩的足跡,我們所到之處都有先輩相伴的身影。同時,我們必須讓我們的腳步充滿新的精神,這就是時代的精神,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商務人特有的創造精神。我們的事業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業,是始終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連接在一起的事業,我們必須擔負起屬于商務人的責任,屬于我們這代人的責任,做好我們這代人的傳承與創造,讓我們的努力和成果不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片刻記憶,還能成為后來人可以接續的事業。唯此,我們才能上不負古人,下無愧來者。

  讓我們向夏瑞芳和張元濟等先輩們,向所有支持、陪伴和關注我們走過120年歷程的人們致敬!

  (作者:于殿利,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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